郭桂均 来源：《剑南文学》(经典教苑)2011年第12期
(新疆师范大学历史与民族学学院 830054)
摘 要：独立后的吉尔吉斯斯坦在本世纪以来两次发生政局动荡，这其间部族主义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令人不容忽视。本文从经济和文化两个方面对吉尔吉斯斯坦的部族主义的成因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关键词：吉尔吉斯； 部族主义； 经济； 文化
今年4月和6月，在“中亚的瑞士”吉尔吉斯斯坦发生的政变和暴乱，让整个世界为之瞩目！在独立之初，由于推行积极的民主改革，吉尔吉斯斯坦被西方国家称之为“中亚的民主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吉尔吉斯斯坦的民主却出现了混乱，进而引起了政局的动荡。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吉尔吉斯斯坦长期以来的部族矛盾就是其重要原因之一。吉尔吉斯斯坦的部族矛盾由来已久，本文将从经济和文化两个方面对其进行初步的探讨。
吉尔吉斯民族与我国的柯尔克孜族在历史上是同一个民族，早在秦汉时期就已经为人们所知悉，《史记》匈奴列传“后北服浑庚、屈射、丁零、鬲昆、薪犁之国。于是匈奴贵人大臣皆服，以冒顿单于为贤”。此外《汉书》对吉尔吉斯民族生活的地域作了最早的记载“(匈奴)发其兵西破坚昆，北降丁零，并三国。”“坚昆东去单于庭七千里，南去车师五千里，郅支留都之”。以后历代文献中都有相关记载。
不同历史时期对吉尔吉斯(柯尔克孜)民族的称呼有所不同。两汉时期称之为“鬲昆”、“隔昆”、“坚昆”;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称之为“契骨”、“结骨”、“护骨”、“纥纥斯”、“黠戛斯”、“黠葛斯”;辽宋金时期称为“辖戛斯”、“黠戛司”;元明时期称为“纥里纥斯”、“吉利吉斯”，清朝称之为“布鲁特”。清朝之前汉文史料中这些名称均是“吉尔吉斯(柯尔克孜)”的音译。
关于“Kyrgyz”一词的来源和含义即吉尔吉斯族源有多种解释，确切的形成历史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人们只能从吉尔吉斯人的口头传说中得到一些印证:有“柯尔吾古孜”(山中的吾古孜人);“柯尔奥古孜”(依山傍河的人);“柯尔居孜”(四十个部落);“柯尔盖兹”(山里的游牧人);以及“四十个姑娘”等多种说法。这些说法反映出吉尔吉斯民族在其民族形成过程中的多元化特点。
历史上吉尔吉斯民族长期处于落后的游牧和农业经济状态，直到近代才成立民族国家。因此，氏族、部族等封建宗法文化传统相当浓厚。苏联时期民族现代化进程虽然取得进展，但氏族、部族观念在吉尔吉斯人头脑中依然存在。独立后，部族主义、地方主义有所抬头，危及主体民族的统一，影响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稳定和社 会发展。
部族主义指在一个国家范围内占据(或曾经占据过)某一特定地理疆域的族体为维护和促进本族体的自身利益而提高族体在权力中心的地位而表达出来的一种心理感情、思想意识和实践活动。它建立在落后生产方式和血缘关系基础上。部族主义与“部族”有着直接的关联。
根据我国辞海的解释，“部族”的主要含义包括:(1)我国历史上指聚居的部落。最初指一个族体;后指一个族体内部的各部分，部族在此处是部落和氏族的合成。(2)对氏族、部落之后，资本主义以前的人们共同体的译称。吉学者М 安瓦尔别克认为，吉尔吉斯的“部族”概念是指密切生活在一定地域的，其成员之间不仅有现实、而且有臆想血缘关系的较大的共同体。
吉尔吉斯斯坦南北两部分各自所处的不同的经济形态是其部族主义形成的经济基础。吉尔吉斯斯坦南北之间有山脉阻隔，长期以来交通不便。吉尔吉斯斯坦整体上是一个山地国家，但南方由于靠近费尔干纳盆地，所地势相对平坦，自古以来就是农业比较发达的地区；而北方因为地形和气候的因素，虽然也有一定的农业区，但畜牧业是其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形成了吉尔吉斯斯坦“南农北牧”的生产格局。关于这一点，我国清代史料也有所记载，如《西域图志》所说的“东布鲁特……尚畜牧、事耕种，……西布鲁 特……逐水草、事游牧。” 从而构成了南北部族的经济基础。由于处于不同的文明，两者之间必然会产生碰撞，这从历史上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的冲击可以得来。因为农耕经济是一种自成体系的自然经济，它没有与外界相交往的内在驱动力；而游牧经济是单一的畜牧经济，客观上要求与外界发生联系。同时在古代，由于生存条件恶劣，部族之间常为争夺水源、草场等经济要素而产生你死我活的斗争;另外，为抵御外敌入侵、维护安全、保持本部族的完整和统一，与外族发生冲突，甚至战争也就在所难免。久而久之，为生 存和安全而进行部族斗争的传统养成了吉尔吉斯人尚武好斗的民族个性与心理，并已嵌入到尤其是精英人物的头脑之中。这为引发部族精英与集团之间的政治斗争和冲突埋下了无穷的隐患。在19世纪时，为了争夺浩罕汗国的支配权，吉尔吉斯南北两大部族———以萨雷巴噶什为代表的北方部族与在南方占统治地位的奥什部族之间的争斗就从未间断过，由此奠定了南北部族争斗的基调和传统。
吉尔吉斯斯坦由于历史上长期没有建立过自己独立的民族国家，因而依靠血缘关系形成的部族便成了联系其社会成员的纽带，加之古代自然条件恶劣，部族彼此之间绝少交往和联系，在此背景 下从事游牧活动，每个成员只有依赖其所在的部族方可在安全和生存等方面寻得保护与支持。任何一个人如果离开自己的部落，不但无法生存，甚至单独行动极有可能落入外敌之手而遭遇人身安全的危险。此外，物质福利也主要是以血缘-部族共同体来确定与分配的。为此每个成员只有严格遵守本部族的原则与规矩，才能维护自己的全部利益。这样，基于生存和利益维护的需要，在漫长的游牧生活过程中，吉尔吉斯人潜移默化地形成了只认同并忠于自己所属部族，而强烈排斥外族的保守的思维定势和民族心理。
由于地理上的阻隔，吉尔吉斯斯坦南北之间在文化上也相对孤立，这也构成了南北部族对立的又一重要原因。吉南北文化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对伊斯兰教的认同程度上。公元七世纪末八世纪初，阿拉伯帝国势力把触角伸向中亚，开始对这一地区进行军事进攻、经济掠夺和宗教传播，伊斯兰教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传入中亚的。但伊斯兰教在中亚的传播是相当不均衡的，呈由南向北依次减弱状。伊斯兰教早在八世纪初就传入吉尔吉斯斯坦地区，九世纪中叶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宗教。由于吉尔吉斯民族长期处于游牧或半游牧状态，伊斯兰教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显然要比乌兹虽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弱。他们保留着拜物教的形式，对伊斯兰教规和仪式的遵守则多限于生活层面上。同时，中亚的游牧民族信奉伊斯兰教大多并不是出于思想上的自觉自愿，更多的是出于经济和政治因素的考虑。因为早在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时期就已规定，如果一个人改信了伊斯兰教，就可以免缴包括人丁税在内的一切贡税（但要缴济贫税和土地税），新入教者还享有各种福利。在哈里发帝国内，非穆斯林的社会地位要比穆斯林低一等，不能服兵役，在政治上受到歧视，难于进入统治集团。所以居住于吉尔吉斯斯坦地区的游牧人虽然名义上全体都皈依了伊斯兰教，但他们对伊斯兰的理解和印像整体上还是非常肤浅的，“各汗国和各苏丹中，只有不多的人对于伊斯兰教义具有模糊的概念。在吉尔吉斯草原没有一个伊斯兰教堂，没有一个伊斯兰教士举行公共的伊斯兰教礼拜。”19世纪中期访问过吉尔吉斯部落的著名哈萨克族学者瓦里罕诺夫在其撰写的一篇游记中说:“所有的野石吉尔吉斯(即吉尔吉斯人)都信仰伊斯兰教，或更多地自称为伊斯兰教徒，但他们不知道任何宗教教义及其圣礼。他们所有的宗教仪式和迷信到现在还保留着浓厚的萨满教色彩”。“他们的信仰、仪式及萨满教咒语完全与哈萨克人的相似”。“火、月 亮和星辰都是他们所崇拜的东西。”“还有许多不知道穆罕默德名字的人。”
而在吉尔吉斯斯坦的南部，历史上在经济与文化方面更多地与乌兹别克斯坦联系在一起。自伊斯兰教传入中亚以来，乌兹别克斯坦就是中亚伊斯兰教的中心，其宗教氛围是当今中亚五国中最为深厚的。布哈拉和撒马尔罕历史上就是中亚的伊斯兰教的中心。而吉南部的奥什州和贾拉拉巴德州也只是在苏联时期才划归吉尔吉斯斯坦的。所以，吉南北两部在伊斯兰教的认同上是远不相同的。这就导致了他们在宗教文化上的差异。皈依伊斯兰教以后的游牧民的宗教文化与河中农耕地区有着诸多区别。首先，宗教首领在游牧民族 的社会地位比较低，司法权掌握在部落首领手中;实施的法律也是符合当时部落生活习俗的习惯法，其中吸纳了少部分关于家庭、婚姻法等方面的宗教条文。其次，在草原游牧民中，伊斯兰教没有像农耕地区那样形成较大的派别和势力。第三，在牧区的夏牧场上几乎没有清真寺，冬牧场虽然有清真寺，但是数量和规模都无法和农区相比;游牧民受生产方式的限制，不可能像农区居民一样严格按照《古兰经》规定的次数和时间礼拜。第四，游牧民的清真寺没有瓦克甫土地、牧场及牲畜等财产;牧区的毛拉平时和所在部落的牧民一起放牧，各部落的牧民们一旦举行有关的宗教仪式，就请毛拉参加。第五，游牧民的遗产制度较多地保留了宗法社会的习俗，与农耕地区信仰伊斯兰教民族的遗产制度不同。这些在思想文化上的差异性，作用到日常生活中，必然会引起相互排斥与冲突。
综上所述，吉尔吉斯斯坦的部族主义的形成与发展，是有着其深刻的历史原因的。当然，吉的地理因素，民族成分以及中亚的历史复杂性也是其重要的成因。但南北两部经济价值取向的不同，宗教文化认同的差异，是其更为重要的成因之一。
参考文献：
[1]万雪玉、阿斯卡尔 居努斯著．柯尔克孜族:历史与现状[M].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05年.
[2]潘志平主编．中亚的民族关系．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
（转载自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网站）
